美国建国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从下面这个简单的年表中，可以稍稍体会到美国人民建国的思路。
建国前
1620年 五月花公约，第一次确立政府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
1765年 英国向当时的殖民地北美新增许多税务，诞生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
1773年 波士顿茶叶事件，北美居民反抗茶叶税
1774年 第一次大陆会议，号召殖民地人民准备作战
1775年 第二次大陆会议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独立战争开始
1776年 各州相继独立，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美国建国
建国后
1782年 签署巴黎合约草案
1783年 合约正式生效，美国受到国际认可
1787年 制宪会议，确立美国联邦制、三权分立
1788年 宪法在11个州通过
1789年 华盛顿被选为第一届美国总统，政府主要机构开始形成
1791年 通过权力法案
……
1931年 确定美国国歌
课后习题：根据《建国大业》等资料列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年表。
今天网上开始传阅这样一份谈话记录，而且据说是万里的。
文章中提出了不少进步的思想，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我认为它仍然是一个顽固的老共产党人提出的保守观点。
虽然标题是由后来整理者添加上的，但这个标题基本上也概括了谈话的核心：他请求共产党人自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把国家的兴亡建立在执政者的自身道德修养上，这是上上个世纪以前的封建主义思想：要靠一个好皇帝才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现代政治中，更多的要依赖法律的限制和媒体的监督。所以美国才有三权分立和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以陈水扁没有把台湾搞垮，反而是把自己搞垮了。
而且，我也不相信共产党现在有那个道德水准去自愿建立一套伦理标准，甚至是让军队国家化，解除党禁。
要说共产党的现状，我认为就是少数既得利益者挟持了大部分权利和财富，然后与大多数底层党员组成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党章中所写的一切都是屁话。
这样的权力机构，如同1984中的政党一样，只会不断追求更大的利益。
对于一个悍然违法逮捕区人大代表的执政党而言，伦理实在是太过奢侈的要求。
One Party to Rule Them All.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天赋人权，这个词谁都听过，但是你是否意识到它内在的含义？
当一个国家的宪法，声称它赋予人民种种权利——我们暂且不论人民是否真的享有——的时候，你就应该警觉：这些权利是人生来享有的，宪法只不过是保护它们不受侵犯而已。
美国的言论自由非常独特，它甚至直接支撑了新闻界崛起为能和行政、立法、司法对抗的另一极。
美国也有诽谤罪，但在言论自由的保护下，政府、公务员、公众人物等只有在能够证明被告怀有“真实恶意”的情况下才可能定罪，而且要求的赔偿不能超过诽谤所带来的损失。在这样严格的规定下，几乎不会有政府官员或是公众人物愿意费劲去打一场诽谤的官司。当然，更不会因为说了不好听的话而跨市追捕。
第一修正案不仅仅保障“正确”的言论，也保障“错误”的言论。
在1977年美国国家社会党诉斯科基镇案中，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成功帮美国国家社会党—— 一个新纳粹组织——争取到了和平游行的正当权利，尽管纳粹在二战中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因此——我必须提到——保障言论自由并不是毫无代价的。
你在自家后院烧落叶有可能违法，但在市政府门口烧国旗却一定不违法。因为烧国旗是一种表达的权利，为了保障这种权利，环境保护可以被牺牲。
更为严重的是，你在美国几乎可以合法的建立类似基地的组织，你甚至可以宣称美国政府某日将会侵占你们所有的财产，因此你们必须全副武装进行抵抗。
但是这些代价，和一个不受监管和约束的政府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
新疆的事情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去评论。
我并不清楚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历史矛盾，不清楚新疆的过去和现在，不知道有个建设兵团军政合一而且还是副省级编制。
我更无法想像到，广东韶了5个女工的死亡，如何引发乌鲁木齐的150多人死亡。这事件简直就是蝴蝶效应的最佳诠释。显然，维吾尔族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事件，更详细的历史我却并不熟悉。
这一切都似乎可以归咎于中国失败的民族政策，表面上看来是倾向于少数民族那边，其实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对少数民族的打压相当严重。关于这点，我觉得并不需要再举例说明。
但事情糟糕的是，原本只是民族问题，却被中央故意说成是境外敌对分子煽动的分裂行为。
中央最近经常杀鸡儆猴，不过这次会不会弄巧成拙？
他们污染环境的时候，我没有做声，因为我不在乎子孙后代；他们卖三鹿奶粉的时候，我也没有做声，因为我还没有孩子；他们用我的终身积蓄搭了一个风吹即倒的积木，我已经负债累累，再也发不出声音了。
——上海房奴
楼盘还没有完工就倒了，既没有地震也没有狂风，这一切责任只能由开发商承担。
开发商显然不愿意把那剩下的七栋也推倒重盖，于是已经有消息传出说是工人误操作所致。
户主想要退房，对开发商来说显然是蚍蜉撼大树。
组织起来联合对抗开发商是个好方法，不过在中国似乎从来就没成过。
在发布上一篇文章，躺在床上还未睡着之际，我又琢磨着这件事情，感觉有些地方很奇怪。
于是我在Twitter上说“屏蔽Google是故意的”。
其中最大的一个疑点就是：即使在封锁最严重的六月四日前后，Google的服务器也没有见到有被屏蔽的迹象。而昨天，却只有Google一家被严密封锁，Twitter上群情激昂却没被屏蔽。
于是今天就有证据流传出来，说明中央如何精心策划，谋害Google。虽然数据直接来自于受害者Google，但是以Google不做恶的传统，其真实性毋庸置疑。
于是这个事件的原委终于水落石出，在推出绿坝之后，中央花了几天时间创造了“儿子”的搜索提示，这才通过CCTV曝光。而曝光之后的效果显然没有达到预期，就又花了几天时间去组织屏蔽Google。
中央为什么要在一两小时后解封？
我曾说过，屏蔽Google会出人命的。因为大量个人和企业的数据放在Google所提供的一系列服务上，严重依赖着Google。封掉Flickr不过是激怒一群摄影师，封掉Google可就要了很多人的饭碗。
屏蔽Google是一把悬在网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它不会让你完全用不上Google，但也不会让你用得舒心，你必须时刻担心Google再次离你而去。
因此，可以预见，Google在未来还会被屏蔽和解封多次，直到网民的激情发泄完毕。
应该把GFW的这次行动看作是宣战，而不是恶作剧。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给五毛看的标题：《中国为什么不能民主自由》。
美洲大陆那片原本是英国的殖民地，因为赋税却在议会得不到席位，导致各殖民地联合起来宣布独立。
独立战争打的很艰难。新生的美国联邦没有钱，军费主要靠发行不怎么可靠的债券，卖给国外支持者，国内民众，甚至作为军饷直接发放。
华盛顿作为总司令，是没有一分钱军饷的。
幸运的是，美国打胜了这 场战争，但是留下一个负债累累的联邦(当时还是大陆议会)。美国除了广阔的土地，几乎什么都没有。
幸运的是，美国有一批绅士。
华盛顿在战争结束后立刻交出了军权，回家种地。要知道当时地球上，一国通过战争获得了独立，其指挥者自然而然的成为新的统治者。
在费城制宪会议中，与会者们没有为自己留下特权，而是尽力设计一个公正平等的制度。尽管他们之中一些人后来当了总统，却也有穷困潦倒之人。
制宪会议的时候，华盛顿是主席，你要知道，在欧美的议事规则中，主席甚至没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观点。
幸运的是，美国有一群追求自由的公民。
最初由一批逃离迫害的清教徒所开辟的土地，吸引的也是同样的拓荒者和开拓者。他们对宗教的虔诚使得他们博爱、宽容。他们对自由的向往使得他们可以随时拿起枪反抗任何压迫。
矛盾理论本是共产主义的哲学。但是早在那之前，美国的先贤已经设计了一个由内部矛盾支撑和推进的制度。无论是三权分立，或是后来形成的两党，甚至是州与州之间，这种矛盾是设计中的矛盾，也由设计解决了他们的平衡。
美国的成功，简直如神迹一般。
God bless America .
星期天在中山大学听了一场TED讲座，结束以后跟着佐拉和柠檬参加讲座组织者的聚餐。
过程中听到了一个事情。
中山大学的校领导试图推动学生会主席的直选，却遭到学生反对，最后以失败告终。
在座的中大学生都一致反对学生会直选，认为是“浪费时间”，反正“学生会也没什么实际权力”，“校长不过是在作秀”。
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次聚餐的，是组织这次TED中国活动的学生。
他们的思考和行动能力，绝对不是某些人形容的书呆子或是被中共洗脑的大学生那样受到限制和扭曲。
我于是跟他们说，学生会之所以被架空、尸位素餐，也许并不是由老师指派干部的原因，而是结果。
因为学生会没有作为，而放弃直选的权利，则直接消除了学生会能够做任何实事的可能。
他们说，没有用，学生会在学校中的地位决定了它永远没有实权，只能作为团委的附庸。
他们又举例说香港的学生会，由于是在香港政府直接注册，所以完全独立于学校体制。关于这点，我并不知道是否属实。
但是我跟他们举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例子。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三权分立中实权最少的一个，既没有军队和行政权力，又没有掌握财政的权力。他们只能判断对错，然而执行，却要依赖行政的强制力。罗斯福跟最高法院就闹僵过，几乎就把后者的判决视若无睹。
但是在更多的时候，最高法院却能够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
你要知道，大法官甚至不是民选的！
直选本身，是作为一种赋予权力的仪式。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直选出的学生会会长和以往的会有很大的不同。
遗憾的是，已经没有验证这种观点的条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