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原文：The Dictatorship of Talent by David Brooks
店长的译文：http://blog.ticktag.org/2007/12/05/1057/
因为发现店长有些地方翻译不够妥当，于是自己翻译了一遍。
其中有些观点我也不是完全赞同，先发译文，评论稍后。

假设你出生在中国，你是个独生子女。因此你有双亲和四位长辈溺爱着你。有时他们甚至叫你“被惯坏了的小皇帝”。

他们向你灌输着儒家的遗风，尤其是阶级和勤奋的重要性。他们会送你去上学，在那里你会发现记住汉字需要高超的记性。这时，中国变态的人力资源政策开始塑造你。

你很快的意识到——被称作中国通的老外同样意识到——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沉迷于天才的社会，而且中国高层的精英招募天才的方式和NBA一样——残酷，无情，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

随着你在学校中成长，你认识到为了考入重点大学，你必须在期末考试中技压群雄。中国学生参加此类考试的历史已经长达一千多年。

这种考试并不看重所有的智力技能，它只着眼于勤奋和记忆力。你的青少年时期将紧紧围绕这些考试展开——死记硬背，考前复习。

每年大约有九百万学生参加高考，顶尖的百分之一可以进入重点大学。剩下的至多能进二流大学，这些不幸者会发现，虽然他们的成功的道路并没有完全的封闭，出人头地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减小，他们开始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因此这些学校的自杀率比较高。

但是你胜出了，你成功的进入了北京大学。你敬仰教授的无所不知，并且知道如果你成绩优秀，你就可以加入共产党。虽然西方认为共产党仍然是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但你知道当今中国除了经济繁荣，并不存在意识形态。共产党不过是个巨大的骨骼，它将成员联系起来创造财富。

你真的是个天才，你在大学里面表现也很出色，因此你获得了很多机会。你本可以在美国的跨国企业工作，学习领导技能，然后回来做个企业家。但是你决定进入政府机关，这样风险比较小，也有机会(通过灰色收入)发大财，并且获得为人民服务的美名。

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的选择没有区别。不论你是在经商还是行政，你都在同一阵营。虽然在西方，政府和商业领袖经常关系紧张。但是在中国，这些商业领袖也是那张社会关系网的组成部分，他们共同合作互惠互利。

你的命运由这个阵营的规则主导，所以极为重视团队合作。这里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形态对立，有的只是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相互争夺权力和财富。这样一个系统当然重视天才，组织部——多么漂亮的名称——会选出已经表现出管理才干的人。你努力工作，然后被调去管理一个省，甚至在钢铁和通讯的国有企业中当上老总。总之，你爬升得很快。

当你和美国人交流时，你会发现他们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有着奇怪的观念。于是你试图告诉他们，中国不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有一个新的制度：精英专制。你开玩笑地说：好比常春藤联盟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或是哈佛校友联合会拥有了一支军队。

这是天才的统治，你告诉你的美国朋友。它管理社会有如一位明智的父亲管理着家庭。虽然与普通市民有一些磋商，但大部分的管理阶层打着“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旗号而独立决断。

这个精英阵营吸收着对立阵营的力量根基。曾有一段时间，人们以为经济的繁荣会产生出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但是现在发现这群富裕的阶层被吸收到了统治阶级中。学生们曾经为民主游行，但现在他们已经被自由经济和工作机会所满足。

精英阵营并不固步自封。它的成员愿意承认中国的劣势并且拥护现代化的改革(只要这些改革并不挑战政治秩序)。

你相信，最重要的是，这种专制已经带来了好处。中国正在飞速发展：数亿人脱离了贫困，上海的购物中心比美国的更加品种丰富，办公大楼拔地而起，奥迪小轿车堵塞了道路。

你为这个阵营统治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并且期待它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下一阶段——由制造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但有时你也会暗自怀疑：也许无论如何卓越的一批记忆力超群的精英，也无法管理一个灵活的，充满创新的信息经济。

你永远也不会愿意在半夜思考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昨天早上在早报看到这则新闻还没什么感觉，晚上坐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情况很严重。

我家附近一个加油站，货车已经排出了一公里。我刚从尾巴上走过的时候还在纳闷这是什么车队呢，走到前面才看到原来都排在了加油站外。
回想前一天也看见过无数的出租车包围了某个加油站，当时还以为有限时优惠呢……

大家都跟我们一样宅在家里不就好了吗？

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作业。

在1957年成功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开始骄傲自满，急于求成，忽视了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实际情况，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从钢产量来看，1957年产量是535万吨，1958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今年宏伟目标 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也就是在去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同时会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
同一天《人民日报》的社论《立即行动起来 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中，首先是从国内发展和国际影响两个方面阐述了大炼钢铁的重要性，同时，从美国发展的数据指出这个任务的艰巨性。但是，社论分析完成任务的最重要的条件竟然是“目前我国正在形成的全民炼钢铁的热潮”。寄期望于全国各地群众进行土法炼钢，而完全没有考虑到土法炼钢是否正确的问题。社论在最后一段号召全党全民与时间赛跑，超额完成任务。
这篇社论充分地暴露出了当时的问题：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做到实事求是。在这样一种风气的熏陶下，全国上下刮起了一阵浮夸风，各个地方不甘示弱，以虚报代替实际工作，因为虚报而增加农民负担也毫不悔改。
在当时亩产记录的保持者——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那里，就是这样的情况。该县后来在县志里没有回避这一段历史。
县志写道:“产生13万斤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条,一是全国极‘左’思想的影响,二是极个别人为自己的目的主观炮制出来的。”这样浮夸带来的恶果是明显的：“高产卫星”“升天”后,环江的粮食“大丰收”了,理所应当向国家多交公购粮。1959年搞高指标, 环江估产要翻两番, 而实际产量只有0141亿公斤,征购任务调减后仍占当年实际产量的61% ,人均“三留”只有9915公斤。一方面是群众缺粮，另一方面，党委却认为粮食被群众“瞒产私分”了，于是先后两次发起“反瞒产”的运动，把敢于讲实话的人视为“大跃进逃兵”并进行批斗。批斗的结果就是实事求是的完全丧失，也导致后来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大量农民。
在大跃进运动中，大跃进不应该是目的，大跃进应该是手段，发展生产力才是目的。在狂热的政治运动中基层干部却把手段变成了目的，这恐怕是中央领导所没有想到的。
这个教训在今天的中国也颇有意义。因为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已经发现有官员无视矛盾的客观存在，使用暴力抹杀不和谐的现象或是剥夺有异议人士的话语权，人为制造和谐社会的假象。矛盾虽然一时被压制，却没有得到解决，这样日积月累只会导致更大的矛盾。
希望当权者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否则和谐社会只是水中月、镜中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