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的囚徒

01 悲剧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六四”悲剧三年后,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审问。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 “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产党作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实际上要反对、否定改革。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窜犯乘机闹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

02 惩罚

以上几点,就是说明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严肃处理。王震等其他几位老人也是如此。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些人,保护一些人,即使没法避免也力求伤害得轻一些,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一开始,在制定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一些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误的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头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03 社会主义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

04 经济改革

也许有人会问,你过去在地方工作,怎么对经济改革发生兴趣?我认为中国经济必须改革,虽然那时我也看过一些东欧经济改革的书,但出发点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里,开始也不是很清楚。总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来北京后,我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地不是为了追求产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经济发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如何解决人们付出了劳动,而能得到相应的实惠的办法,这就是我的出发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经常增长10%,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至于怎样找到一条路子,我当时观念里没有什么模式,没有系统的主张。我就是希望经济效益好,有这一条很重要。出发点就是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为了这个目的,摸索来,摸索去,最后就找到了适合我们的办法,逐渐走出了一条路。

05 市场经济

总之,当时有两部分,一个是计划体制外的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体制内的计划经济。我们一方面扩大计划外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逐步缩小计划经济的比重。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情况下,势必是此消彼长。计划经济缩小减弱,市场经济就得到扩大和加强。当时市场经济部分主要是农业、农副产品、轻纺工业、消费品工业,而属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基本上掌握在国营企业手里。一个消费品,一个生产资料,如果控制生产资料生产的企业不削弱、不缩小,不分出一部分投入市场,新生长起来的那一部分市场经济就无法继续;如果生产资料生产的那一部分,一点也不允许自销,一点也不允许进入市场——如果把小煤窑、小水泥也都统管起来的话——那新生长的市场经济将会因缺乏原材料而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所以十几年来对计划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国有企业机制的改革,尽管都没有触动根本,但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个意义上看,它起了不可忽视的良好作用。

06 民主

当然将来哪一天也许会出现比议会民主制更好、更高级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基于这一点就可以说,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07 外国人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顾虑很多,很多无名恐惧,给要做这些事的人带了很多帽子。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与外国人的关系,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常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他们本来就很多顾虑,我们的政策这样不稳定,应该说有很多风险,要怕的应该是拿钱进来的外商,我们中国政府有什么可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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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转载自华盛顿邮报:《China’s Prisoner of Conscience》
录音也做了本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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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亿和保八

中央政府将GDP保持8%的增长作为未来两年重要的任务,因此也拿出一个四万亿的投资方案。
但是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些东西不可靠。

根据中国的GDP数据,即使中国在09和10年保持10%的增长,中国在09和10年的GDP总和也不过50万亿。09年财政预算的中央财政支出不过4.3万亿(全国财政支出为7.6万亿)。中央投资到四万亿中的金额大约只有1.18万亿,剩下的需要地方政府和企业等投资。
你觉得那四万亿是新增四万亿还是总共四万亿?
中央今年没提精兵简政,相反的还要加大军费,所以要说比以前能够节约那是假话。另一方面承诺要结构性减税,大约要减掉五千亿税收。因此就只能通过加大财政赤字变出这些钱。但是赤字又不能无止境扩大,以通常所认为的GDP的3%为安全线的话,也不会超过1万亿。
说到底还是要发行国债填补缺口。然后为了减少政府自身债务,再来一点点通货膨胀。
这四万亿到底是谁出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依赖出口。在全球经济萧条,沿海城市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的情况下,无视这些消极因素,充满信心的说GDP能和去年一样保持8%的增长,仅仅靠拉动内需完全不够。何况中国提“拉动内需”又不是一天两天,提了这么多年,最后还是搞成了出口型经济,这个根本就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说投资四万亿拉动内需,恐怕拉了两年又是“未见成效”,钱是花了,结果是失败了。就像医疗改革一样,保不准第三年还死心塌地的要加大投资砍掉再练。
这投资要是真的到了下面还算好的。中央拨款,真正用到目标上的钱有20%就算不错了。有次一个区的干部提到,希望申请到中央一个百万的项目,他坦言,只要弄到这个项目,他返还90万打点上边的人都愿意。

我担心的事情无非是两个:

  1. 明着说是投资,实际上是把公众的钱在政府那边筛过一道。
  2. 以各种非正当的方法保八:比如前段时间听说东莞的老板犯事了可以放过,以免影响工厂生产呀;或者是明明GDP衰退了8%然后统计局告诉我们增长了8%呀。

结果可能是:虽然据说GDP增长了8%,不过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吃不起肉呢?

金融战争

警告:本文可能被五毛党占领,含有伟光正内容。
警告2:本文的数据没有可信来源,极有可能是作者臆测。

中国金融业并没有被卷入次贷危机,原因很可笑:中国的金融比世界金融发展晚了100年,100年前当然没有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一爆发,人们突然意识到,原来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之一)了。
忘掉山西被埋在地底的煤矿工,忘掉东莞两天可以吃到一顿饭的童工。原来中国在单方面废止“不平等条约”之后,居然也成为了债主。

知道债主意味着什么吗?美国凭借着地理上的隔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占尽便宜,不仅偿还了以前欠下欧洲的债务,反而成为了欧洲的债主。
虽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是美国确实是在二战以后崛起为超级大国,迎来了近百年的繁荣。

所以中国才会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吗?
但是这一步棋绝不是毫无风险的。

由于出口受到影响,中国国内大量工厂倒闭,上千万工人失业。
加上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民众只有依靠储蓄来抵御各种风险。
所有一切都暗示着中国正进入经济衰退期。
很显然,如果要完成那个战略,中国的经济就不能衰退。
甚至不惜吞下通货膨胀的毒药。

同时,为了在经济衰退时期巩固政权,中国必须更加严厉的审查言论。

另一方面,情况和二战时也有极大不同。
二战时欧洲经历战火满目疮痍,除了接受美国的贷款毫无办法。
现在美国虽然同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开战,对美国来说却只是练兵的机会而已。
真打起来还不知道谁输谁赢。

不管是哪个结果都让我挺伤心的。

社会主义政治金融学

前天总行的人过来讲新的黄金业务,业务并不新鲜,不过是有保证金性质的黄金交易而已。
但是总行那人无意间透露的几句闲话倒是让我很在意。

在讲黄金交易所的时候不免要提到伦敦黄金交易所和上海黄金交易所。
这两个交易所的报价并不严格的相同。
在价差存在的情况下,你很自然的会想到一点,没错,将黄金从低价市场卖到高价市场就会有盈利。
但是并不是任何机构/个人都有跨境交易黄金的权利,连我所在的这个银行都没有。
按照总行那人隐含的意思,工农中建应该是有的,其他一些相关的进出口单位也有。
但是黄金储备也是一个国家金融战略的关键问题,考虑到这点又觉得似乎无可厚非。
但是事情并不是到此为止。

国内也有两个黄金市场,上海黄金交易所,以及期货市场。
总行那人一直强调期货市场的价格是严重扭曲的,和实际金价(上海交易所金价)并不相符。
你看,又是一个价差。
政策又规定个人客户不得在期货市场提取实物黄金。
于是总行那人说,如果你找得到一个有相当背景的机构/单位/企业,它能够在两个市场同时交易的话,那么,只要在一个市场买入,另一个市场卖出,就能实现零风险的盈利。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行就做着这个勾当。如同操纵股市一样,先用一个饵来扭曲期货价格,然后趁机盈利。
你觉得他们赚的是谁的钱?

说到这里,就更能深刻的理解茅于轼在反对土地红线文章中的基本观点:“对一种商品进行管制,对有权管制的人而言是有巨大利益的事。有了管制就必有审批,于是就有以权谋私的机会,可以权钱交换。”
问问在计划经济时代买过电视机的人,绝对可以给你一手资料。

在喊着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同时,建立剥削和加大两极分化的正是同样一批人。
那么这些钱又是不是留在中国用于建设了呢?非常值得怀疑。
我一直有种阴谋论的观点,中国政府与国外机构合作起来剥削中国人。
不然,为什么要出资救美国的市?
不然,为什么国外的商品比国内便宜?
不然,为什么外国银行可以以远低于发行价的价格拿到中国股票?

为了在战略上囤积外汇?
你不知道我们因为巨大的外汇储备量而贬值亏损了多少吗?
中国人累得死去活来,原来是在给别人做嫁衣裳?
你说这不是殖民地?

柴油告急

昨天早上在早报看到这则新闻还没什么感觉,晚上坐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情况很严重。

我家附近一个加油站,货车已经排出了一公里。我刚从尾巴上走过的时候还在纳闷这是什么车队呢,走到前面才看到原来都排在了加油站外。
回想前一天也看见过无数的出租车包围了某个加油站,当时还以为有限时优惠呢……

大家都跟我们一样宅在家里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