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和二逼

前几天珍珠协助陈光诚逃出非法拘禁,我发文向珍珠道歉,并称赞她的坚持。
有好几个朋友意见跟我不一致,说陈光诚这事情折腾太多次,心已经累了。还有说另外一些朋友对陈光诚的自由给予了太多的赞誉,已经达到了恶心的境界。
我总结一下,对陈光诚逃出拘禁的观点有这么几种:

  1. 陈光诚的自由是他和珍珠等人不懈努力争取到的,克服了种种困难,值得称赞。
  2. 虽然珍珠以前的行为很难让人理解,但结果证明她是对的。
  3. 虽然珍珠的行为一直都很难让人理解,但这次结果至少是好的。
  4. 我看够这几个名字了,他们怎样都无所谓,不要让我再看见就好。
  5. 谁是陈光诚?

人们的政治主张会因为身份立场等因素而变得不同。不同的政治主张是个有益的东西,在民主社会中它能避免社会走向极端。
因此我告诉你虽然我的观点和某些人不同,我依然认为每个人的观点其实是没有对错可以辩论的。
但是我在这里告诉你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选择,你就当作是骗点击率好了。

以前我并不喜欢珍珠这样的人。因为我个人的观点一直是"虽然革命需要牺牲,但我不鼓励任何人为之牺牲",而珍珠这样明知自己会被毒打、会被抛弃到荒郊野外还三番两次的闯东师古,不是作秀就是精神不正常。但是结果上,正是这样不懈的尝试促成了陈光诚最后成功脱逃。因此我觉得她是伟大的。
陈光诚被非法拘禁并且屡遭殴打,这个事情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是错的,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揭露错误的事情,即使这个过程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让我感到厌倦。我也许不RT揭露暴行的推文,我也许unfo每天都发这些推的朋友。我觉得厌倦的也只有"揭露"这个行为,不会附带着觉得陈光诚就该遭遇这样的苦难。因此,订正这样的错误,把他从困境中拯救出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为陈光诚的获救感到欣喜,这可能是出于正义感,可能是出于同情。(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正义感"依每个人不同的道德哲学而定,并不是绝对概念。)
有些朋友对陈光诚"越狱"的超出合理范围的宣传,我把它看成是欣喜之下的失态,在一定时期内是可以原谅的。这可能还要部分"归功"于现行制度对人性的侵蚀,导致有意或无意的采用以牙还牙的宣传口径。幸运的是,纽约时报等媒体很快对越狱的细节有了更符合情理的描述。

你跟我的意见不一样?那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
就像有些人看过纪录片《天安门》后说:如果我是邓小平,我可能也会派军队清理广场。
我不是在暗地里骂别人,因为我也说过这样的话。
但我不是邓小平,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跟在广场上绝食的很多人一样。
所以我仍然要说:这些二逼的学生是勇敢的。他们唯一二逼的地方在于死得太早。

丁子霖教授在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上的录音稿

亲爱的香港同胞们、朋友们:

今天,我受大陆地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委托,怀著沉重的心情在这里发言,和大家一起悼念二十二年前倒在中共戒严部队枪弹和坦克下的「六四」英灵。
我们的亲人是为自由而死,为民主而死;他们为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为他们的亲属,我们始终感到自豪;始终认为中国的「八九」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不管世道如何多变,也不管为了这份认知,我们受到多大的打压,也矢志不渝。
朋友们!你们是勇者。年复一年,在此时此地,以如此盛大的规模公开悼念「六四」英灵,续写我们中华民族那段可歌可泣的英勇历史。因为谁都明白,目前香港虽然是一片自由之地,但中共专制的耳目遍布世界各地,举办和参加此类活动都会付出不同程度的代价。但是你们不畏强权,秉持正义和良知,每年都有那么多的同胞扶老携幼地前来参加烛光晚会,缅怀「六四」英灵,此情此景足以感天地、泣鬼神。这份情、这份意,会让我们永远铭记在心,并将激励我们永不放弃。
今年的「六四」烛光晚会更是在一个特殊背景下、在一个十分复杂与艰难的时刻举行的。众所周知,我们失去了司徒华先生——这位杰出的香港地区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从此,我们在每年的烛光纪念晚会上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我们惟有更加努力,做得更多、更好,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天安门母亲自从一九九五年开始每年都要向「两代会」及国家领导人发出公开信,要求公正、合理地解决「六四」问题,并一再要求与政府对话,然而中共官方始终不予理睬。但令我们匪夷所思的是,今年二月下旬「两代会」召开前夕,北京市某区公安部门派人造访了居住在该区的一家天安门母亲。来人向这家「六四」难属表示,这是「私下沟通」,交换个人意见。他们不谈「公布真相」,不谈「司法追究」,不谈就每一位死者做出「个案交代」,单单提出给多少钱的问题,而且强调只对个人,不对群体。四月初,该公安部门又派员找这位天安门母亲谈了一次。
「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二十二年了。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这些未亡人忍辱负重,受尽残酷打压,艰难地在「六四」亡灵的尸体堆上站立起来,由鲜血和泪水凝成了天安门母亲群体。我们早在上个世纪初(疑为“这个世纪初”)就形成了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就提出了一套按民主、法制的轨道解决「六四」问题的步骤、程式。但现在他们对这些重大问题统统避而不谈,只谈钱的问题,企图用钱来了结「六四」惨案的历史遗留问题。二十二年的时间不短了,足够一个婴儿呱呱落地到长大成人。中共当局也已经把我们这些难属从中年拖到年迈体弱的老年,以致如今已经有二十多位难友相继含恨离世。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天安门母亲别无选择,还是那句话:既然我们已经站立起来了,就不会再趴下。当局如何动作,我们将拭目以待!
今年以来,中东、北非地区如火如荼的民主浪潮,引起中共当局极大的恐慌,他们利用一切手段,加紧打压国内的民主力量,封杀了民间一切理性的声音。一批维权人士、人权律师、异议人士乃至像艺术家艾未未这样的人都被秘密逮捕、强迫失踪。中国的执政者如今已经到了「六四」以来最僵硬、最不讲道理的时候。他们极端蔑视人类普世价值,依仗著「全球第二经济实力」,就以为什么都可以不放在眼里、可以什么都不讲…不讲道义、不讲良知、不讲法制,不讲诚信……不讲人类的道德底线。这样一个政权,难道能够面对今天的堂堂世界吗?
谢谢大家,谢谢朋友们一以贯之的支持!

丁子霖 2011年6月

感谢香港网台联盟的直播

We are here, you?

真理和价值观

我经常说这个时代的人们笑贫不笑娼,但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因什么而起呢?叫整个社会道德缺失,又有谁能够办到?
我不得不请你回顾一下改革开放的历史。自从改革开放,腐败开始大量孳生,但是以现在的眼光看,即使到八九学潮那时,人们聚集在广场上反对的腐败也只是小儿科。政治改革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导致腐败,一般人都会这么总结。
然而更大规模的腐败,道德感的丧失,却是在六四事件以后。而且我说这个过程并不是由于改革的失误或是副作用——很明显的是当局在有意识的操控着。他们刻意把十几亿人愚弄着,他们只为自己一时的享乐,就把整个民族的前途断送掉。

中国知识界什么时候开始放弃了自己的尊严为虎作伥?什么时候开始公共知识分子开始讨好政治家而不是为公众说话?
中国媒体界什么时候开始噤若寒蝉?什么时候开始记者这个不能报道那个不能报道?
我认为一切的起点是六四事件。

把敢说真话的人关进监狱,于是人们渐渐的不去计较谎言。
让政治正确的人上位,于是人们渐渐以为听话即是正义。
经过忠党爱国教育,后代再无分辨是非之能力。

你知道吗?入党的时候宣誓誓词仍然保留了最原始的共产主义理想,但这些共产主义者却几乎没有一个再相信这样的理想。他们不仅仅是思想分裂,他们加入共产党的最大目的就是利用这个最有控制力的组织上位。
一群投机主义者,没错,更糟糕的是,从此以后只有你加入这个投机主义俱乐部,你才可能在中国的高校任教。叫我如何不担心以后的大学生都会变成党卫军?

由这样一群投机主义者所统治下的国民,会是什么样子,你大致也能想像得到吧。

重构革命·兼评十月围城

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叫做革命。
                                            ——孙文 《十月围城》

十月围城讲人们保护孙中山,他却只在最后才露脸面,台词寥寥几句,其中就有上面一句。

革命在近现代中国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它曾经很风光,言必谈及革命,从清末,即《十月围城》故事所发生的年代开始,很是光辉了几十年。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因毛泽东而发起了文化大革命,一场腥风血雨,有趣的是现在一般只谈其缩略词“文革”,仿佛是刻意与革命割裂开来一般。八九年学生运动,是不是革命?我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左派和右派,即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位置,其实是调换了过来。曾经的革命党成为了执政党,从左派变成了右派。新的革命人冒出来,却被冠以反革命的称呼。十六大有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说到底不过是承认了现政府的反革命本质而已。革命还是不是一个褒义词?暂时看来还是,不过官媒讲的革命都是过去式了。

既然谈到革命,就不能不提刘晓波。他因为起草《零八宪章》被捕,后于09年底被判有期徒刑11年。形式上,零八宪章并不是革命的,既然所有条款都可以在宪法和共产党领导人出版物中找到,那么它只不过是重新确认和主张宪法权利而已。但从实质上,它又是革命的,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宪法权利现在统统是狗屁。

影片开头,杨衢云刚说自己看不到,就被一枪射中头部,结果是,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
影片放完,坐在我背后的两个中年女性感叹:革命真不容易。就不知道这个真不容易,是忆苦思甜,还是借古讽今?

寻找六四的灵魂

窗外的大雨稀里哗啦的下着,像是上帝死了娘。
同样的雨在天安门广场,20年间下了一阵又一阵。已经没人在能够在地砖的缝隙间,找到当年留下的血迹。

六四死了吗?六四被遗忘了吗?
一批国外网站被封,一批国内网站进入维护,不应该是巧合。
模糊的历史,语焉不详的讲述,却从来没有把那幕惨剧描绘清晰。

六四的要求是什么?
六四的要求不是革命,是改革。
大学生要求公开官员收入,反对贪官污吏。
大学生要求允许民间办报,实行言论自由。
大学生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升国民素质。
……

仔细想一想,你是否认同这些要求?
你是否愿意,为了自己和同胞,采取必要之行动?

我看到了那些人,使用合法或是不合法的手法,坚定的向这个目标前行。
他们之中有的提刀冲进了上海的派出所。
他们之中有的因起草了一部宪章而被拘禁、被流放。
他们之中有的在地震灾区不听当局的话,统计着死亡学生的数目。
他们之中有的用修脚刀反抗强权,保住了自身的清白。
他们之中更多的,在揭露,在关注,在思考,在呼吁。

纪念六四血案,不能忘了他们。
是他们传承着六四的精神:独立思考,敢于反抗。

六四的灵魂在那里。

补:2009.06.04 香港维园

良心的囚徒

01 悲剧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六四”悲剧三年后,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审问。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 “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产党作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实际上要反对、否定改革。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窜犯乘机闹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

02 惩罚

以上几点,就是说明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严肃处理。王震等其他几位老人也是如此。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些人,保护一些人,即使没法避免也力求伤害得轻一些,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一开始,在制定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一些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误的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头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03 社会主义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

04 经济改革

也许有人会问,你过去在地方工作,怎么对经济改革发生兴趣?我认为中国经济必须改革,虽然那时我也看过一些东欧经济改革的书,但出发点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里,开始也不是很清楚。总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来北京后,我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地不是为了追求产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经济发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如何解决人们付出了劳动,而能得到相应的实惠的办法,这就是我的出发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经常增长10%,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至于怎样找到一条路子,我当时观念里没有什么模式,没有系统的主张。我就是希望经济效益好,有这一条很重要。出发点就是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为了这个目的,摸索来,摸索去,最后就找到了适合我们的办法,逐渐走出了一条路。

05 市场经济

总之,当时有两部分,一个是计划体制外的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体制内的计划经济。我们一方面扩大计划外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逐步缩小计划经济的比重。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情况下,势必是此消彼长。计划经济缩小减弱,市场经济就得到扩大和加强。当时市场经济部分主要是农业、农副产品、轻纺工业、消费品工业,而属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基本上掌握在国营企业手里。一个消费品,一个生产资料,如果控制生产资料生产的企业不削弱、不缩小,不分出一部分投入市场,新生长起来的那一部分市场经济就无法继续;如果生产资料生产的那一部分,一点也不允许自销,一点也不允许进入市场——如果把小煤窑、小水泥也都统管起来的话——那新生长的市场经济将会因缺乏原材料而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所以十几年来对计划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国有企业机制的改革,尽管都没有触动根本,但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个意义上看,它起了不可忽视的良好作用。

06 民主

当然将来哪一天也许会出现比议会民主制更好、更高级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基于这一点就可以说,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07 外国人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顾虑很多,很多无名恐惧,给要做这些事的人带了很多帽子。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与外国人的关系,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常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他们本来就很多顾虑,我们的政策这样不稳定,应该说有很多风险,要怕的应该是拿钱进来的外商,我们中国政府有什么可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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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转载自华盛顿邮报:《China’s Prisoner of Conscience》
录音也做了本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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