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到AI讲AI是什么感觉?
我猜到这个事情会有戏剧成分,没想到这么戏剧。
在美中两国宣布一项临时贸易协议的一天后,中国外交部表示,芬太尼流入美国的责任在美国自身,不是中国的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表示,“芬太尼是美国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
林剑表示,美国因芬太尼问题对中国加征关税是不合理的,严重冲击中美在禁毒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林剑表示,“美方如果真心想同中方合作,就应该停止对华抹黑推责,以平等、尊重、互惠的方式同中方对话。”
就在这番表态发出的不久前,美中两个超级经济大国刚于周一取消了自4月份以来实施的大部分针锋相对的关税。
美国同意暂时将对大多数中国商品的基本关税税率从145%降至30%,但保留了一项与中国据称在美国芬太尼危机中所扮演角色有关的关税。
中国表示,将把针对美国产品的关税从125%降至10%,并承诺取消一些非关税反制措施。
Source: 中国外交部:芬太尼是美国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 – WSJ
准备吃草。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试图用强硬姿态与习近平打一场贸易战,习近平则让中国做好了与美国进行一场可能很艰苦的持久战的准备。
在特朗普首次对中国加征高关税后的几周里,中国做出了对抗性的回应。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在社交平台X上发布了一段1953年的视频片段,在视频中,毛泽东发表讲话,要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领导的军队战斗到底。这名外交部发言人在帖子中写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会退缩。
这条帖子以及北京方面传递的的其他信息凸显出中国自信拥有美国所不具备的一个核心优势,那就是特朗普及其共和党支持者容易受到美国选民民意波动的影响,而由毛泽东建立起来的中共则根基深厚,七十多年来,虽历经战争、饥荒、政治动荡和金融危机,却始终掌握着权力。
习近平并不满足于过往的成就。自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爆发贸易战以来,他强化了对中国领导层的控制,并投入巨资巩固中共长久执政所依赖的威权工具,其中包括加强全世界最复杂的审查和监视系统。习近平希望强化中国的抗压能力,特别要为对抗美国做准备,并敦促官员们坚持他所谓的“极限思维”。
Source: 习近平试图提高中国“痛苦阈值”,准备与特朗普打持久战 – WSJ

我在4月3日发这个消息,当时上证指数还在3300点以上。
关税加到超过100%,对双方而言,已经不是简简单单可以握手言和的矛盾了。
接下来是 Trade War, Cold War II, 还是 World War III, 就看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选择。
从普通人的角度,接下来一定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
而且这个矛盾越早得到解决,大家就能更早脱身。
真拖到世界大战,那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Winter is coming.
川普的确是在推动这个事情。
WASHINGTON—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as now concluded that the deadly Covid-19 pandemic most likely arose from a laboratory leak, lending credibility to a view that has been the focus of sharp debate among scientists and politicians for years.
In doing so, the CIA has now joined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the Energy Department in identifying a laboratory mishap in Wuhan, China, as the probable source of the Covid virus. It has killed more than 1.2 million Americans and over seven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CIA assesses with low confidence that a research-related origin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more likely than a natural origin based on the available body of reporting,” an agency spokesman said in a statement released Saturday.
The spokesman added that the judgment was “low confidence” and that the CIA would continue to evaluate “any available credible new intelligence reporting or open-source information that could change CIA’s assessment.”
The agency had previously taken the stance that it didn’t have enough information to assess whether the virus had leapt from an animal to a human or arose from a laboratory mishap.
Source: CIA Now Favors Lab Leak Theory on Origins of Covid-19 – WSJ
什么时候开始严打也就是他一句话的事。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加大反腐力度,这场斗争已导致创纪录数量的官员受到处分,其副作用是,许多官员因害怕受到惩罚而不敢做事。
为了帮助官员们重拾干劲,重振停滞不前的经济,习近平还传递了一个信息:一些错误是可以接受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是:执行严格的纪律不应助长畏首畏尾的气氛,这种气氛会削弱曾经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锐意进取的精神。
习近平说,应该“严管和厚爱结合”,以“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
为此,习近平已下令中共纪检人员对犯下无心之过的官员免除责任,并在全体党员干部中重新点燃创业热情。中共高层批准了一项新的经济计划,其中纳入了习近平的指示,称为“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对犯下无心之过的官员给予宽大处理,并将他们与那些蓄意违规的人区分开来。
习近平希望以此应对他所秉持的自上而下领导方式面临的一项关键挑战:如何在对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实施果断控制的同时,又不扼杀他所说的中国克服根深蒂固经济问题所需的地方活力。
作为推行谨慎从宽处理的一部分,相关部门还承诺加强对反腐过程中开始出现的诬告行为的治理,并鼓励悔过的违纪者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弥补过失。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呼吁,要让那些可能为了避免麻烦而消极怠工的官员重拾使命感。
Source: 习近平告诉担心受罚的官员:无心之失从宽处理 – WSJ
越来越左。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逐步控制中国的金融部门,逐一整肃银行家。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寻求学习西方的金融治理。而现在,中国正在清洗许多曾帮助中国经济崛起的具有国际经验的金融家,让新一代忠诚官员取而代之,这些官员愿意执行共产党的法令、摒弃资本主义的过度行为。
在习近平领导下被边缘化或被清洗的金融界重量级人物包括:曾帮助中国一些大公司上市的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前“重要人物”;一家中国领先资产管理公司任职时间最长的董事长;以及几位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对中国金融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银行家。
在进行清洗的同时,中国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旨在淡化中国金融业的亲市场本能,使其更直接地处于习近平的控制之下。
中共正在限制银行家的高薪待遇,加大政治学习力度,并将金融事务决策权集中起来。中国央行行长的级别在党内已被降低;近几十年来,央行行长一直由具有国际经验的技术官僚担任。
许多经济学家和银行家担心,随着金融家和监管机构变得更加保守,以避免出错而惹来麻烦,这场整顿将抑制推动中国崛起的经济活力。
中国正面临复杂的金融风险,需要成熟的监管,包括如何处理数万亿美元的表外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如何消化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积累的不良房地产贷款。在这样一个时刻,中国却在流失那些拥有国际经验和专业知识的银行家和监管者。
习近平认为,金融业过于关注自身利润,应该服务于共产党和国家需要,而不是银行家及其客户的利益。正如习近平所说的那样,现在的目标是加强党对一个经济发展支柱的控制,确保政府能够管理风险,并将资本有效地引导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上来。
“金融的天职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习近平去年对官员们说。“如果热衷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金融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迟早酿成危机。”
(略)
关注习近平反腐清洗行动的专家表示,这场行动通常更多地是为了拆解权力网络,并发出“是谁说了算”的警告。取代被清洗银行家的继任者往往缺乏在西方的经验,他们之所以获得提拔是因为在政治上可靠。
一位曾在某外资银行工作的中国高管表示,如果要查一个人过去20年的行为,你能找到完全干净的人吗?习近平想拿这代银行家开刀;这是选择性执法;这是政治。
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息,近几个月,中国国有银行工商银行(Industrial &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组织了70多名干部旁听了对该行两名前银行家的腐败案庭审,以确保员工“心有所畏、行有所止”。
(略)
老一代官员往往被几乎没有国际经验的官员所取代了。自1995年成立以来,中金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一直由在西方接受过培训的高管担任,而现在,该公司由新任董事长陈亮领导,陈亮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本土中资券商中度过的。
去年7月底,中国证监会更换了副主席方星海,方星海是一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曾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工作过,被外国投资者视为市场化改革的倡导者。方星海已到退休年龄,接替他的是李明,李明此前负责证监会打击内幕交易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工作。
中共已加大对中国央行的控制,最近两任央行行长都没有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这打破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先例。这两位都是在西方受过培训的经济学家。这意味着,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中,央行行长的级别已更加接近中国几大国有银行的最高领导人。
其中几位经济学家表示,过去,中国监管机构会经常征求经济学家的意见,包括那些在外国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建议并不总是被采纳,但会被考虑。他们说,这种双向沟通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国际基金管理公司的高管表示,与中国监管机构的会议让人感觉更加生硬,官员们通常只会照本宣科。
这些公司的策略师和经济学家表示,中国监管机构还越来越多地对地方金融机构发布“窗口指导”,即主要是口头指示。此类指导包括告诉基金经理不要向中国富裕客户提供投资全球市场的产品。
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金融学教授、前中国证监会顾问陈志武表示,对于中国金融从业者来说,现在保持“红色”或政治忠诚被认为比能力更重要。
陈志武表示,如果你对党不够忠诚,你的专业能力就没有任何价值;如果说有什么价值的话,也可能是负面价值,因为你可能会利用你的才能和娴熟的技能去试图损害党的利益。
Source: 中国逐步控制金融部门的方式:整肃和降薪 – WSJ
本文翻译自 Behind Closed Doors: The Spy World Scientists Who Argued Covid Was a Lab Leak – WSJ
2021年8月的一个清晨,一辆汽车和司机已经准备就绪,准备将杰森·班南(Jason Bannan)从联邦调查局总部带到白宫,简报一种正在杀死成千上万美国人并使世界停摆的新型病毒。
班南是微生物学博士,在2001年9月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后加入了联邦调查局,当时该机构加强了处理生物武器、毒素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专业知识。
但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大部分清醒时间都花在了2019年从中国蔓延出的新冠病毒上。
对中国的遮遮掩掩感到沮丧,拜登总统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和国家实验室紧急评估该病毒是从动物传染到人类,还是从一个对冠状病毒进行广泛研究的中国实验室逃逸。
当艾薇儿·海恩斯(Avril Haines),国家情报总监,和她的几位高级分析师在8月24日向拜登和他的高级助手简报时,情报界的主流观点很明确。向海恩斯报告并组织情报审查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得出”低可信度”结论,认为新冠病毒是在病毒从动物传染到人类时出现的。四个情报机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当时,联邦调查局是唯一得出实验室泄漏可能性的机构,这一判断是以”中等置信度”作出的。但是,班南或其他任何联邦调查局官员都未出席向总统当面陈述其观点的简报会。
“作为唯一评估实验室起源更可能的机构,并且是对疫情来源分析表达最高置信度的机构,我们预计联邦调查局将被要求参加简报会,”班南在首次就此事进行公开记录的采访中回忆道。”我觉得白宫没有询问这一点令人惊讶。”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发言人表示,邀请个别机构代表参加总统简报会并非标准做法,情报界内部的不同观点已得到相当程度的代表。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国家情报委员会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工作符合情报界所有分析标准,包括客观性,”该发言人说。
但《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显示,情报专家对应在报告中包含什么内容的分歧比公开所知更深。FBI的科学家也并非唯一认为情报局的审查未能呈现全貌的人。
国防部国防情报局下属的国家医疗情报中心的三名科学家进行了一项科学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新冠病毒是在一项高风险研究中在实验室被操纵的。但这一分析与其母机构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相左,且未被纳入提交给拜登的报告中。
知情人士称,国防情报局监察长办公室于春季开启了调查,以确定这些科学家的评估是否被误处理或压制。该机构发言人拒绝就这项调查是否正在进行、是否已完成以及可能包含什么内容发表评论。
新冠病毒首次出现五年后,这种杀害了超过120万美国人和全球逾700万人的病毒起源仍未确定。美国情报调查的步伐已经放缓,许多分配到这一紧急任务的情报分析师已转向其他重点工作。

国会成立类似9/11委员会的全国性任务组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和应对措施的努力失败了,成为政治内讧的受害者。参议院和众议院委员会调查疫情时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但他们的工作往往陷入党派攻击。
现在,一些现任和前任官员表示,需要重新审视,包括2021年情报报告中未包含的分析。
2021年5月,美国在疫情肆虐期间,拜登下令情报部门紧急研究新冠病毒的起源,并要求在90天内完成。这项工作被称为”90天冲刺”。
当时,病毒起源问题正在科学界引发争议。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突出的理论。人畜共患病起源理论认为,新冠病毒像之前的其他致命病原体一样,可能从感染的动物传染给人类,这很可能与中国广泛的野生动物贸易有关。另一种情景被称为”实验室泄漏”,认为病毒是从研究设施(如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出来的,该所进行冠状病毒研究。
病毒起源的争论在政治上具有分裂性。特朗普在2020年5月曾表示他掌握了病毒源于中国实验室的证据,但坚称这些信息太敏感不能透露。特朗普的批评者说,白宫试图转移人们对疫情应对管理的注意力。
这两种理论也在科学界造成分歧。2020年2月,二十多位科学家在《柳叶刀》医学期刊上发表声明,称实验室泄漏假说是阴谋论,将危及全球在抗击病毒斗争中的合作。作者之一是生态健康联盟的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这是一个与武汉研究所有大量冠状病毒研究合作的非营利组织。
在2020年3月发表的一篇关于Covid-19″近源性”的论文中,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en)和其他四位科学家论证,该病毒并非在实验室中”有意操纵”,几乎可以肯定是自然起源。
但实验室理论已经获得了一定可信度。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教授,曾与武汉研究所的领先蝙蝠冠状病毒专家石正丽一起开展冠状病毒的开创性工作,早些时候在国会作证时表示,该设施进行蝙蝠病毒研究的程序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这是在一个缺乏生物制剂控制预防措施的实验室中进行的。
到拜登在2021年下令进行审查时,两个美国情报机构支持动物传播理论,而联邦调查局怀疑是实验室事故。当时其他情报机构表示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做出判断。
深入调查这一问题的情报机构拥有从国家安全局(拦截外国通讯)到联邦调查局(拥有专家队伍,包括一些在马里兰州戴特里克堡的生物制剂处理实验室国家生物法医分析中心工作过的专家)的各种能力。
这些专家中有一位是班南,他拥有亚利桑那大学的博士学位。当时他在弗吉尼亚州昆蒂科的一个机构实验室担任高级科学家,后来接到上级的电话,询问他是否准备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局总部工作。
他在2020年初到达几乎空荡荡的FBI胡佛大楼,当时大多数政府雇员仍在远程工作。班南曾经处理过许多棘手的案件,包括在工作组中确定了福特·德特里克的一位科学家向立法者和其他人发送了装满炭疽的信件,这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生物袭击。但是确定新冠疫情的起源提出了独特的挑战:最初的疫情发生在7,500英里之外的一个不愿意合作的国家。
调查刚刚开始,拜登的任务最初的情报机构专家会议电话中就已经出现了分歧。

情报界的很多人对世界卫生组织早期调查病毒起源的努力持否定态度,许多美国官员认为这些努力受到中国的不当限制。在2021年初前往中国后,世卫组织派出的专家小组与中国科学家联合发布报告,认为病毒最可能经由另一种动物从蝙蝠传染给人类。
联邦调查局已经支持实验室理论,但曾担任世卫组织顾问的国务院官员艾德琳·基恩(Adrienne Keen)主张认真对待人畜共患病理论。据参与者称,她表示不应完全否定世卫报告。
拥有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传染病建模博士学位的基恩,在90天冲刺后不久离开国务院,成为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卫生安全主任。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情报官詹姆斯·墨菲(James Murphy)的监督下,委员会在组织报告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由于北京方面不合作,讨论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对前几种冠状病毒的了解和武汉研究所的工作。
一个分歧点集中在将新冠疫情与其他疫情进行比较。国家情报委员会准备了一张图表,用于展示新冠疫情与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尼帕病毒等先前的人畜共患病疫情的对比。联邦调查局专家认为这是不同事物的比较,称这些早期疾病与冠状病毒截然不同,后者之前传染性远低。但情报委员会的情报官员认为,该图表说明了人畜共患的原则,并将其纳入报告。

关于Covid-19的起源地又爆发了一场辩论。FBI专家认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年轻科学家余萍的论文表明,导致这次大流行的冠状病毒类型源自中国西部山区的云南省,而不是武汉所在的湖北省。如果Covid-19按照支持人畜共患病理论的人所说是从蝙蝠自然传播到中间宿主动物再传播给人类,那么早期病例应该也在云南和武汉之间的广阔地区被发现,这两地相距1,500多公里。该地区人口数以亿计,拥有数千个活体动物市场。
但基恩认为病毒的地理起源尚不清楚,西南地区没有病例并不相关。现为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科学家的基恩还认为,中国在农村地区没有有效的监测网络来发现这类疫情,对此FBI专家也提出了质疑。这使得双方在病毒起源的最基本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
随着联邦调查局继续推动确保实验室理论被认真对待,国防情报局内部也存在争议,该局拥有专门致力于医疗情报的主要美国政府机构。国家医疗情报中心关注可能危及美国军队的全球健康威胁,如传染性疾病和生物武器。
三名科学家——约翰·哈德姆(John Hardham)、罗伯特·卡特利普(Robert Cutlip)和让-保罗·克雷蒂安(Jean-Paul Chretien)——进行了基因组分析,得出病毒已在实验室中被操纵的结论。具体而言,他们认为使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刺突蛋白”片段是使用在2008年中国科学论文中描述的武汉实验室开发的技术构建的。他们认为,这表明中国科学家正在进行”功能增强”研究,以查看病毒是否可以感染人类。
哈德姆是博士和海军预备役上尉,卡特利普是资深国防情报局科学家,拥有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并在特朗普政府期间担任过病毒工作组成员。克雷蒂安是美国海军医生,曾为白宫生物防御工作,并曾负责该中心的流行病预警团队。
他们向包括班南的一位合作伙伴(一名拥有博士学位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内的同事简报了他们的初步发现。但在2021年7月,他们被医疗情报中心的上级指示不得继续与联邦调查局分享他们的工作,据了解情况的人士称,他们被告知这是”越界”。这一指示此前已被《澳大利亚人报》报道。
他们提出的国家情报委员会报告修改意见也未全部被接受。

哈德姆、卡特利普和克雷蒂安还写了一篇非机密的2020年5月论文,质疑了”近端起源”评估。他们不被允许在医疗情报中心外部传播这篇论文,但三年后它被泄露,并由众议员布拉德·温斯特鲁普(Brad Wenstrup)(R.,俄亥俄州)在为调查病毒起源的众议院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记录在案。
退役陆军中将斯科特·贝里尔(Scott Berrier),在报告准备期间的国防情报局局长,对他当时是否知道科学家的工作不予置评。但他之前公开表示支持人畜共患理论。国防情报局发言人未对评论请求做出回应。
2021年8月在白宫向拜登简报的情报官员都戴着口罩,以防范仍在肆虐的疫情,总统也是如此。参与者包括总统的首席情报官海恩斯和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墨菲。他们由海恩斯办公室的另一名分析师和中央情报局的一名技术专家陪同。
由于国家情报委员会是人畜共患理论的支持者之一,而中央情报局和另外两个机构都拒绝采取任何立场,简报的组成意味着实验室泄漏理论的支持者未在场。海恩斯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指向实验室泄漏的联邦调查局评估已准确呈现。
在那次简报会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情报机构仍在继续调查,尽管当初90天冲刺期间的全面调查早已结束。作为一些政府机构仍在关注这个问题的迹象之一,能源部去年与FBI一起认为实验室泄漏是最可能的来源。
在国会要求的2023年6月报告中,海恩斯办公室还解密了关于武汉研究所的更多信息。报告指出,该研究所的一些科学家”使用常规实验室实践对冠状病毒进行了基因工程”。但它补充说,美国情报界没有信息表明这项工作涉及引起疫情的病毒或其”近似祖先”,也没有证据表明该研究所在2019年疫情爆发前持有这类病毒。
班南现已从FBI退休,并作为顾问工作,一直保持低调。他并未出现在国会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带有党派色彩的辩论的证人队伍中。作为证人之一的是福奇博士(Anthony Fauci),前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他仍然相信病毒更可能有自然起源。福奇否认曾称实验室泄漏为阴谋论,并表示不能排除这种情况。
虽然2021年8月的情报报告表明,如果没有中国的配合,很难对病毒起源做出确定性评估,但班南敦促政府内外的科学家重新审视在90天冲刺期间争论的证据。
“情报界遗漏的内容需要重新审视,”班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