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ter losing a day in a year, it seems that we have lost a minute in a day.
What else can we afford to lose?

01 悲剧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六四”悲剧三年后，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审问。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 “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产党作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实际上要反对、否定改革。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窜犯乘机闹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

02 惩罚

以上几点，就是说明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严肃处理。王震等其他几位老人也是如此。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些人，保护一些人，即使没法避免也力求伤害得轻一些，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一开始，在制定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一些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误的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头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03 社会主义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

04 经济改革

也许有人会问，你过去在地方工作，怎么对经济改革发生兴趣？我认为中国经济必须改革，虽然那时我也看过一些东欧经济改革的书，但出发点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里，开始也不是很清楚。总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来北京后，我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地不是为了追求产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经济发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如何解决人们付出了劳动，而能得到相应的实惠的办法，这就是我的出发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经常增长10%，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至于怎样找到一条路子，我当时观念里没有什么模式，没有系统的主张。我就是希望经济效益好，有这一条很重要。出发点就是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为了这个目的，摸索来，摸索去，最后就找到了适合我们的办法，逐渐走出了一条路。

05 市场经济

总之，当时有两部分，一个是计划体制外的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体制内的计划经济。我们一方面扩大计划外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逐步缩小计划经济的比重。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情况下，势必是此消彼长。计划经济缩小减弱，市场经济就得到扩大和加强。当时市场经济部分主要是农业、农副产品、轻纺工业、消费品工业，而属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基本上掌握在国营企业手里。一个消费品，一个生产资料，如果控制生产资料生产的企业不削弱、不缩小，不分出一部分投入市场，新生长起来的那一部分市场经济就无法继续；如果生产资料生产的那一部分，一点也不允许自销，一点也不允许进入市场——如果把小煤窑、小水泥也都统管起来的话——那新生长的市场经济将会因缺乏原材料而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所以十几年来对计划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国有企业机制的改革，尽管都没有触动根本，但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个意义上看，它起了不可忽视的良好作用。

06 民主

当然将来哪一天也许会出现比议会民主制更好、更高级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基于这一点就可以说，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07 外国人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顾虑很多，很多无名恐惧，给要做这些事的人带了很多帽子。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与外国人的关系，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常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他们本来就很多顾虑，我们的政策这样不稳定，应该说有很多风险，要怕的应该是拿钱进来的外商，我们中国政府有什么可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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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转载自华盛顿邮报：《China’s Prisoner of Conscience》
录音也做了本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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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把老子的车撞坏了。(设计台词)

墨西哥政府指责中国以不正当方式隔离数十个没有猪流感关联的墨西哥人，最可笑的是一名居于广州的墨西哥外交官从柬埔寨回返广州后即接受特别测试。联合早报

有墨西哥人带有猪流感病毒，不是所有墨西哥人都带有猪流感病毒。
如果你承认这两点，那么回答一下，那些没有去过疫区的墨西哥人受到如此对待是不是不公？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你说，“如果他们把病毒传播到中国，你愿意看到你的亲人得病？”

相似的问题，1937年底，占领中国首都南京的日本军也面对过。
由于大量的中国军人混入平民之中，日军没法分辨。

哦，不用你提醒，我知道这两件事情差别有多么明显。
中国人一没有派城管到墨西哥抓人，二没有违反世卫规定，那些人均GDP是中国四倍多，吃饱了撑着的墨西哥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唔，说真的，“谁叫你来中国”？

推动人权不能靠政府，不能靠国外，只能靠我们自己。
这个道理，从今年发生的种种事情来看，简直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中国的人权一直都是很靠美国督促。虽然我国也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上签了名，但是一直以来，我国都是信奉主权高于人权的。若不是美国一年一次的人权报告，可能中国的人权状况比起现在还要差。
希拉里二月抵达北京，人权不是重要议题，事实上，她甚至说“人权问题没有经济复苏重要”。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其实，美国很清楚，保持中国现在集权的状态，对美国经济恢复更有利。要是中国真一夜之间变了天，那几百亿国债要卖给谁呢？借用习副主席的话说，就是美国以前是“吃饱了撑的”，所以管中国人权。现在经济危机当中，当然还是填饱自己国民的肚子要紧。
突然翻脸的不只是美国，欧洲，甚至是南非都开始讨好中国政府起来。
然而不用我提醒，历史上好像没几个集权政府真的能做到不对外扩张的。(混不下去自己倒塌的当然要排除掉)

靠政府行吗？回忆一下习副主席最近失言说过什么吧。
“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正确运用媒体、科学管理媒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
任何一个神智清醒的人也会看得出这话不是一个想要提高人权的人说的。
还有那个“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共同牵头”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丝毫不掩盖它掩耳盗铃的本质。

所以人权这事情，还是得靠自己。
话说回来，受益的不也是我们自己吗？

昨天晚上听NPR World Story，正巧讲中国的大学生村官的事情。

故事中的大二女生以高票当选村长，还拿出自家10多万元为村里修了一条路，并且还承诺了10项工程，其中包括新建红枣加工工厂和让每家每户通上自来水。
其中一位村民这样告诉记者：在白一彤来之前，我们进行了5次选举，但是没有候选人能获得大多数投票，也没有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承诺。他们仅仅是被个人利益驱动。但是白一彤不一样，她甚至拿出自己的钱帮助我们。

在听到这个故事以后，我十分激动，禁不住在twitter上写下：突然觉得，也许让大学生当村官是极佳的改变中国现状的举措，或许能够就此开启民主自由的大门。

但是你应该猜到了，仅仅是这样的话，我没有必要写下这篇文章，更没有必要在愚人节这天写下。
第二天早上，一位朋友发给我一个链接，转载联合报的报道，标题为《学生村长告诫村民：采访不许说我坏话》。

这篇文章向我展示了一个年轻却老练的政客形象。
而且，她的当选也得归功于当地雄厚的白氏家族势力。
更让人惊讶的是，她父亲还聘请一位大学女生日夜陪伴白一彤，为她提包、解闷，并照顾生活起居。

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一样被人玩弄了。

这个事情也让我联想起武汉某小学竞选班长，之后还被BBC拍成纪录片的故事。
谁来告诉我，这个民族究竟还有没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