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些人的观点从本质上是错误的。

八十年代的改革附带着部分政治改革，是改革派的一厢情愿。即使没有六四事件，在改革动摇到共产党统治根基的时候，也会发生类似的冲突，可能是六五或者六六。

当然，如果历史变成那个样子，是否还会遭到血腥镇压，以及习重拾文革道路，这些都无法推演假设。

但是，无可争辩的是，共产党永远不会自愿交出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权。
因此将希望寄托于共产党的自我改良，无异于与虎谋皮。

研究中国早期改革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历史讲师格维茨(Julian Gewirtz)说，1989年前后的人事变动具有深远影响。他说，1992年后的改革理念与80年代的改革大体一致，但终极目标截然不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分道扬镳。

人们普遍认为，1992年后的经济模式帮助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了贫困，推动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对于许多研究或直接参与了1989年前那段改革的人而言，80年代的短暂改革仍然代表了另一种路径，本可带来更可持续（虽然比较慢）的增长以及更健康的私营经济。他们认为那些早期的改革策略对于今日中国尤其有借鉴意义：经过了30年无所忌惮的国家主导式增长后，各种副作用已开始涌现，包括收入不平等、环境恶化、政府债务过高以及持续存在国企效率低下的问题。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1992年后北京维持更自由放任的做法，而不是用补贴惯纵大型国有企业并为外企设置障碍，那么，虽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仍会持续加大，但或许可避免今天与华盛顿的对峙。

Source: 1989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 – 华尔街日报

改变中国不能指望外部力量，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国内的力量。

本周，在中国之外的全世界纪念六四事件30周年之际，回望过去，美国当时的决定是否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当时对中国的杀戮者手下留情的决定主要基于两大理由，如今证实这两大理由都有缺陷。

第一个理由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量。在抗衡美国冷战时期的主要对手苏联方面，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助力。此外，在1989年春，尽管苏联的局势明显已是大厦将倾，但华盛顿几乎没人预料到柏林墙会在几个月内倒塌。

但实际上，中国在这场三方对弈中所扮演的角色对美国几无用处，只是之后才体现出来。两年后，苏联彻底解体。又过了几年，局势开始清晰，对美国霸主地位的长期挑战实际上正来自于中国。

如今回望，让美国保持克制的第二个关键理由也显得很没有说服力。老布什政府内的观点是，美国与中国持续交往恰恰对于在人权方面取得进展至关重要，而这正是老布什总统的批评者一直在强烈要求的。老布什总统这样说：“因为人有商业动机，所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其它极权国家，民主进程是不可阻挡的。”通过维持外交友谊，美国可以鼓励中国共产党内的“改革派”。相反，在政治和经济上孤立中国只会让“强硬派”得益。

回顾过去30年发生的事情，我们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中国1989年的所作所为保持宽容，甚至愿意对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外交领域越来越多的独断专行保持宽容，这让美国受益良多。

Source: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美国为何决定放过中国？ – 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