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今天网上开始传阅这样一份谈话记录,而且据说是万里的。
文章中提出了不少进步的思想,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我认为它仍然是一个顽固的老共产党人提出的保守观点。

虽然标题是由后来整理者添加上的,但这个标题基本上也概括了谈话的核心:他请求共产党人自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把国家的兴亡建立在执政者的自身道德修养上,这是上上个世纪以前的封建主义思想:要靠一个好皇帝才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现代政治中,更多的要依赖法律的限制和媒体的监督。所以美国才有三权分立和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以陈水扁没有把台湾搞垮,反而是把自己搞垮了。

而且,我也不相信共产党现在有那个道德水准去自愿建立一套伦理标准,甚至是让军队国家化,解除党禁。
要说共产党的现状,我认为就是少数既得利益者挟持了大部分权利和财富,然后与大多数底层党员组成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党章中所写的一切都是屁话。
这样的权力机构,如同1984中的政党一样,只会不断追求更大的利益。

对于一个悍然违法逮捕区人大代表的执政党而言,伦理实在是太过奢侈的要求。
One Party to Rule Them All.

12 thoughts on “评: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1. 我认为他作为党内的一员能说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到顶了。
    你希望他写什么?号召人们起来推翻之?那个要求他高了吧……

  2. 我认为他作为党内的一员能说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到顶了。
    你希望他写什么?号召人们起来推翻之?那个要求他高了吧……

    对,我就是说他没有超出自己的党派意识。

  3. 我认为他作为党内的一员能说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到顶了。
    你希望他写什么?号召人们起来推翻之?那个要求他高了吧……

    对,我就是说他没有超出自己的党派意识。

    他心里即使这样想,能说出来吗? 做为一个曾经的高官,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是到顶了.

  4. 万里: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自曲主编 ⋅ 八月 2, 2009 ⋅ 发表留言
    Filed Under 万里, 共产党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 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 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 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 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 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 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 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 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 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 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 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 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 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 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 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 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么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 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变,要区分起来,比较 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的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 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对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 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 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 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 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 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 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了,也应该好好反 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 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这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 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 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 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党 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 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 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一方面还没有 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 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 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 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 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 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 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 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 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 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 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 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 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 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有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 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了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 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了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 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 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 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 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 位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 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说 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 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 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 靠这种作用选上的,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进行党纪约束来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 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 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但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危机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 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 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这好像是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 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 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 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 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 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 了。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 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 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 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 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 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 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 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了。那些老同志脑袋 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 么政治逻辑?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第一条,六十年 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 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 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 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 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 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我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 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 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 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 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 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 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 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 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

    建国六十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 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做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 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月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 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 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 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六十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 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 六十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六十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 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要 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 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 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 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 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个人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我应该承担的那一 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政治品 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 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5. 要科学治国,不仅法律要科学,整个社会制度要科学,政治经济,资源配置,综合发展都要科学化。我们在一个极端不科学的社会构架下生活,有如此多的无奈,如此多的不公不敬不作为。要设计科学治国全方案,全面推行社会改革,从封建社会,全面进入科学资本主义社会。

  6. 政治体制双轨制. 要进入一个稳定的社会,必须在制度上,在全民的意识中,使国家机器独立与政治。这是阻断封建社会周期性变更的根本。不然中兴之后就是动荡直到新朝代的诞生。共产党有自我调剂能力,会使周期延迟,但不会改变规律。共产党也可以改制,先从政治体制双轨制开始。县市长从普选产生,去除繁杂的政府机构,简化为:执政者组成的班子+议会。为了稳定过渡,中央政府,省级政府按现有制度产生,几年后省长将从功绩好的县市长中选举产生。当国家机器真正独立于政治时,方可实现总统选举制和建立国家议会。

  7. 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实际是强加于国民的一个错误概念。用马克思的社会论,中国特色实际上是经济进入了资本主义初期,而政治和社会制度上还处于一个改良的封建社会,这就是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当前只有西欧和北欧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美国还远离社会主义。今天中国又到了关键时期,用科学发展观发展经济必须先用其转变社会制度,尽早从改良的封建社会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以适应经济发展之需要,达到社会长期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得到高度发展后,逐步进入社会主义。不能像毛泽东那样强行跨越资本主义,到没有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和覃花一现的共产主义。
    革命先烈们为之奋斗的新社会并没有真正出现。而是从破落的封建社会过渡到了一个改良的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和平-战乱的周期并没有阻断,百姓并没有真正当家做主。新的阶级摩擦逐步生级,以党政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使整个国家在发展中损失不断增加,利益不断下降,新贵阶层敛财不断加速,社会积怨不断加深。这一代人一定要重建一个先烈们为之奋斗的科学公正合理有序,保证经济持续发展,不在进入封建周期的科学社会。

  8. 马克思的社会论是正确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出现共产主义社会,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号称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一种封建制度下的自称。目前只有北欧,西欧的一些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连美国都不具备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要素。中国还远落后于美国,无论在政治上,社会结构上,管理制度上,都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政治上的封建社会,和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两者的矛盾造成了今天社会的重重矛盾和对抗,和不可遏制的官场堕落,决定了社会的极其不稳定性。也不可避免地进入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规律。

  9. 每个开明的人士都是这样,在台上时不讲,或者说很少讲,保持寂寞,下台以后,明明知道讲也没有用了,偏要讲出来,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开明人士。

    确实,万里在担任人大委员长期间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但是,为什么没有起草出像样的政党法、军队国家化的军队法呢。谁都清楚,万里在位时,邓小平健在,他的一句话就能把万里的职位拿掉,赵紫阳怎么下台的,胡耀邦怎么下台的,还不都是邓决定的吗。

    76年的历史决议把文革的历史进行了一部分清算,但还没有算完,还需要党再做一个历史决议,把迄今为止未清算完的历史全部清算清楚。实现这个任务的责任无疑应由党内当权派来实现。谁能承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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