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作业。

在1957年成功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开始骄傲自满，急于求成，忽视了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实际情况，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从钢产量来看，1957年产量是535万吨，1958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今年宏伟目标 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也就是在去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同时会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
同一天《人民日报》的社论《立即行动起来 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中，首先是从国内发展和国际影响两个方面阐述了大炼钢铁的重要性，同时，从美国发展的数据指出这个任务的艰巨性。但是，社论分析完成任务的最重要的条件竟然是“目前我国正在形成的全民炼钢铁的热潮”。寄期望于全国各地群众进行土法炼钢，而完全没有考虑到土法炼钢是否正确的问题。社论在最后一段号召全党全民与时间赛跑，超额完成任务。
这篇社论充分地暴露出了当时的问题：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做到实事求是。在这样一种风气的熏陶下，全国上下刮起了一阵浮夸风，各个地方不甘示弱，以虚报代替实际工作，因为虚报而增加农民负担也毫不悔改。
在当时亩产记录的保持者——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那里，就是这样的情况。该县后来在县志里没有回避这一段历史。
县志写道:“产生13万斤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条,一是全国极‘左’思想的影响,二是极个别人为自己的目的主观炮制出来的。”这样浮夸带来的恶果是明显的：“高产卫星”“升天”后,环江的粮食“大丰收”了,理所应当向国家多交公购粮。1959年搞高指标, 环江估产要翻两番, 而实际产量只有0141亿公斤,征购任务调减后仍占当年实际产量的61% ,人均“三留”只有9915公斤。一方面是群众缺粮，另一方面，党委却认为粮食被群众“瞒产私分”了，于是先后两次发起“反瞒产”的运动，把敢于讲实话的人视为“大跃进逃兵”并进行批斗。批斗的结果就是实事求是的完全丧失，也导致后来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大量农民。
在大跃进运动中，大跃进不应该是目的，大跃进应该是手段，发展生产力才是目的。在狂热的政治运动中基层干部却把手段变成了目的，这恐怕是中央领导所没有想到的。
这个教训在今天的中国也颇有意义。因为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已经发现有官员无视矛盾的客观存在，使用暴力抹杀不和谐的现象或是剥夺有异议人士的话语权，人为制造和谐社会的假象。矛盾虽然一时被压制，却没有得到解决，这样日积月累只会导致更大的矛盾。
希望当权者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否则和谐社会只是水中月、镜中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