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正义？
不，这说明你不懂体制。
百度被点名，是因为它的后台不稳了，或是这个白手套没有用要扔了。
上海市网信办称，百度公司为了流量利益，罔顾社会公序良俗，罔顾互联网法律法规，在一些网站上投放此类恶俗信息流广告，予以谴责。先前，百度公司在搜索领域将公司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的行为，已引起舆论谴责。此番发生在广告领域的问题，也反映了公司在经营行为中扭曲的价值观。
同日，上海市网信办联合市场监管局约谈百度上海分公司，责令其就信息流广告进行立即整改，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其中严重违法广告，依法调查处理。上海市网信办要求百度上海分公司，彻底将此类广告赶出网络。
百度相关负责人称，将切实履行起企业主体责任，积极配合，认真落实整改要求。
看重短期利益而忽视持续发展。
连不幸的故事也有相似之处。
联邦部门与州属部门联合调查团队中的一名成员透露，检察人员认为，淡水河谷公司的分红政策也许是一部分管理人员压低成本的原因所在。该公司规定，公司业绩良好时，员工如果表现出色，每年都可以领到一笔数倍于月薪的奖金。该知情人表示，检察部门将这一公司内部规定视为导致溃坝事故的原因之一；此外，该公司内部人员的高流动性也对事故发生起到一定影响。
淡水河谷公司否认内部的分红政策会促使员工压低大坝的维护经费。该公司表示，部门员工收获分红与否取决于许多考核标准，是否在工人健康和安全保障上达标便是其中之一。
费扬铁矿的一名合同工回忆道，自己曾在去年向矿上一位经理申请作业装备，以便疏通大坝的排水系统。这套装备的价值约在1,200美元左右，但这名经理否决了这个申请。这名工人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有谁当时批准这一申请，估计会被免职。
Source: 淡水河谷一名员工曾预言大坝会崩塌，他最后葬身其中 – 华尔街日报
看到这里忍不住笑出声来，真是魔幻现实主义啊，这样的保险公司也就剩一块牌照值钱了。
而且刘士余的妖精说之后连保险牌照也贬值了呢。
目前，幸福人寿净资产为58.30亿元。除信达外，截至目前持股比例在5%以上的股东还包括三胞集团有限公司（14.182%，下称三胞集团）、深圳市亿辉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9.271%，下称亿辉特）、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8.185%，下称陕煤集团）和深圳市拓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7.104% ）。
其中，三胞集团由于债务危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不断出售旗下资产，其高级副总裁岳雷曾表示可能会出售幸福人寿的少数股权（详见财新网“独家|三胞集团金融债委会成立 600亿债务危局化解寻路”），目前幸福人寿的这部分股权显示为冻结、质押状态。
亿辉特此前曾将幸福人寿股权质押给新时代信托，亦被视为“明天系”参股，明天系旗下的金融资产也在陆续处置出清过程中。
而陕煤集团负责非主营业务投资的姚春雷，是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的“白手套”之一，其在赵落马后也告失联，消息人士称其正协助调查（详见财新网“独家|为赵正永在三亚买五星度假酒店 陕煤“白手套”姚春雷遭协查”）。
Source: 信达拟出清幸福人寿 51%股权将挂牌_金融频道_财新网
本人支持香港市民的示威游行，正如30年前香港支持我们的示威游行。
周日，大批示威者在香港街头进行了数小时的游行，抗议一项拟议中的将允许北京方面把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内地受审的法律，这是自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交还中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挑战中国对香港影响力的游行。
据组织者估计，有超过100万人走上街头，几乎占到香港居民总数的七分之一，他们要求香港和北京的政治领导人搁置上述法律。据警方估计，周日这场示威游行高峰期的抗议者人数达到24万。
一支包含年轻家庭、学生、专业人士以及老人的蛇形队伍在香港的街头蜿蜒前行，反映出北京方面收服香港的最新举措面临前所有未的广泛反对。批评人士称，拟议中的法律可能遭到滥用、成为针对政治异见人士的工具，还将让香港公民暴露在中国内地较为不透明的法律体系之中。在内地，被拘留者可能被不公正地收监，权益可能遭到侵犯。
Source: 抗议引渡条例修订，香港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 – 华尔街日报
结果今天国家队把A股拉到让空头怀疑人生……
中国周一公布了5月份对外贸易数据，让市场首次了解到在5月10日白宫最新上调对华关税举措生效后中国的出口状况表现如何。5月份出口同比增长1.1%，表现好于4月份下降2.7%的情况，但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出口商在关税上调前赶在5月初提前发货。更加令人担忧的是，5月份进口同比下降8.5%，创下自2016年年中以来的最大降幅，表现远不及4月份增长4.0%的情况。在此之前，有其他迹象表明中国内需弱于预期，如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中的新订单指数大幅下滑，而且钢铁价格不断下跌。
Source: 中国经济和人民币前景再度趋暗 – 华尔街日报
做机器学习的时候要想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是获得模型，还是获得预测能力。
前者是统计学家，后者是数据科学家。
If your model doesn’t have the same performances on the training set and in the live environment is not a matter of trust, but a problem either in your dataset or in your testing framework. Trust is built on performances and performances on metrics: design the ones that work for your problem and stick to them. If you’re looking for trust in interpretability you’re just asking to the model questions you already know the answers, and you want them to be provided in the exact way you are expecting them. Do you need machine learning for building such a system? The need of ML arises when you know questions and answers but you don’t know an easy way to get from one to the others. We need a technique to fake the process, and it might be that an easy explanation for it doesn’t even exist.
（略）
I’m not a fanboy, and the more I know about machine learning, trying to build some real products out of it, the most I loose interest in this kind of discussions. Probably, the only useful thing about ML is in its ability to replicate processes that aren’t easy to describe explicitly: you just need questions and answers, the learning algorithms will do the rest. Asking for interpretability as a condition for real world usages is undermin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whole field. If the trained model has good performances and it’s not interpretable we are probably on the right track; if it’s interpretable (and the explanation is understandable and replicable) why loosing weeks and GPU power? Just write some if-else clauses.
Source: If it’s interpretable it’s pretty much useless. – Massimo Belloni – Medium
坦诚交流的意思不是“分歧很大，无法沟通”么？
中美自一个月前贸易谈判触礁以来首次举行高级别贸易会晤，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称他与中国央行行长易纲进行了坦诚交流。
姆努钦周日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张他与易纲握手的照片。姆努钦表示，两人的会晤具有建设性，“其间我们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坦诚的讨论”。两人是在出席日本福冈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间隙会晤的。
易纲对他与姆努钦的会晤不予置评，称自己很忙。
Source: 中美高级官员为贸易谈判破冰 – 华尔街日报
我觉得这些人的观点从本质上是错误的。
八十年代的改革附带着部分政治改革，是改革派的一厢情愿。即使没有六四事件，在改革动摇到共产党统治根基的时候，也会发生类似的冲突，可能是六五或者六六。
当然，如果历史变成那个样子，是否还会遭到血腥镇压，以及习重拾文革道路，这些都无法推演假设。
但是，无可争辩的是，共产党永远不会自愿交出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权。
因此将希望寄托于共产党的自我改良，无异于与虎谋皮。
研究中国早期改革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历史讲师格维茨(Julian Gewirtz)说，1989年前后的人事变动具有深远影响。他说，1992年后的改革理念与80年代的改革大体一致，但终极目标截然不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分道扬镳。
人们普遍认为，1992年后的经济模式帮助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了贫困，推动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对于许多研究或直接参与了1989年前那段改革的人而言，80年代的短暂改革仍然代表了另一种路径，本可带来更可持续（虽然比较慢）的增长以及更健康的私营经济。他们认为那些早期的改革策略对于今日中国尤其有借鉴意义：经过了30年无所忌惮的国家主导式增长后，各种副作用已开始涌现，包括收入不平等、环境恶化、政府债务过高以及持续存在国企效率低下的问题。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1992年后北京维持更自由放任的做法，而不是用补贴惯纵大型国有企业并为外企设置障碍，那么，虽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仍会持续加大，但或许可避免今天与华盛顿的对峙。
Source: 1989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 – 华尔街日报
